本书参考了大量有关的档案材料，许多是近年来逐渐解密的档案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竟然发现很多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却是不可靠的。特别吸引我的则是对毛泽东性格及由性格所导致的行为方式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对这段历史获得了一种实而不“虚”的感觉。
近年来，有关毛泽东与中苏关系的各种文字逐渐多了起来，不过，直到杨奎松先生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面世，才算有了一部真正值得重视的严肃作品。
该书的书名或许也会给人以“包装感”，但实际上它除书名之外其实是一部相当标准的“学术”书。正如金冲及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作者肯花大力气去钻研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原始资料，力求把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在读者面前重新再现出来；同时，又勤于思考，能够在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敏锐地发现问题，系统地进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这就使读者对许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认识”。本书参考了大量有关的档案材料，许多是近年来逐渐解密的档案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竟然发现很多当事人自己的回忆却是不可靠的。特别吸引我的则是对毛泽东性格及由性格所导致的行为方式和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对这段历史获得了一种实而不“虚”的感觉。
本书在代跋中有专门的一节讨论毛泽东的独特性格对他的苏联观的影响，指出中苏关系在本世纪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还有中苏民族矛盾的影响，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书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起内心情感及好恶的人。”（520页）
书中的许多分析都体现了性格分析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尤其在早年对破除对于共产国际的迷信，根据中国的具体现实选择战略战术，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毛泽东过于诗人化的气质在政治和外交的场合有时也会起到反作用，而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好斗”。书中的十四章中对1957年毛泽东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的发言的描述就颇有典型性。首先毛泽东在发言前并没有提供译稿，作了即兴式的发言，这导致了俄方翻译将他两个基本点对立面的斗争翻译成两个不同集团的斗争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就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同另一集团等同起来，这引起了苏方强烈不满，米高扬甚至示威性地站了起来。
其次毛泽东使用了一句中国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压倒资本主义的力量，但在中国东风往往是和煦的和能带来雨水，而对于苏联而言东风则带来干燥，所以赫鲁晓夫后来明确说，无论中国人本意如何，但从俄国人的习惯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比喻。还有毛泽东用“蛇无头不行”来说明国际共运需要一个带头的，但按西方的习惯蛇是罪恶的象征，也难以让人接受。
最令与会者难以接受的是毛泽东在发挥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时，强调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不可怕，“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417页）这种带有老庄色彩的观点在许多人听来是不可接受的，在今天中国人也不会认同这种听起来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观点。据说这次会议后中国和苏联还有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就日趋紧张。
而这些类似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的印记，体现了毛泽东狂放的气质，虽然许多结果并非是当事人所预设的，但不同的场合需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即使是领袖人物也应遵守一定的规则，这在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的当时并不现实。
在历史叙事中引入性格分析是很困难的，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本好的历史学著作，因为他关注人，关注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的活动，让人明白“不少事情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金冲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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